除此之外，王文川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强兵之法，比如在农村中确立保甲制度、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；比如鼓励养马、监督兵器制造、裁撤年纪过大或战力低下的军队改为民籍等等。
全都查看一遍之后，楚歌大致确定了，这里边没坑。
确实都是王文川当年新政变法的内容，这个副本应该没有偷偷改变一些细则。
而且，从纸面上来看，这些内容都是毫无问题、无懈可击的。
新法的核心是青苗法，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够顺利实施的话，那么哪怕其他的各项法条都没生效，这次的变法也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。
表面上丈量核实土地这一条似乎也很重要，但其实这种事情，历朝历代都在做。朝廷中枢，哪个皇帝不想查明各地具体有多少土地、每块土地的产量多少？哪个皇帝不想根据土地的具体情况来收缴赋税？
可查来查去，到了王朝末年，该收不上来赋税还是收不上来，该灭亡还是灭亡。
所以，这条就算能推行得不错，也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更何况大概率连治标都不见得好使。
而青苗法如果能顺利实施的话，意义就远不止于此了。
从表面上看来，青苗法只不过是官府出面给农民提供的低息贷款，在现代看来这并非什么惊世骇俗的操作。
但那可是比后世提出“国家干预经济”的凯恩斯主义提早了几百年。
当然，王文川的变法肯定跟凯恩斯主义不是一回事，但这种超前的思想意识，确实被后世之人所称道，就连很多外国人，也都惊叹有家。
青苗法的内容，其实很简单。
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农民没钱买种子、买肥料，他们能怎么办呢？
要么是卖地，要么是借钱。而借钱的话，也只能找富商大户借钱。这些富商大户肯定要趁此机会狠宰一笔，收取高利贷，如果农户还不上贷，那就顺理成章地兼并土地，或者收买人身自由。
这样一来，脆弱的农业经济更是会遭受重创，农民破产了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好处。
便宜全让这些富商大户给占了。
而如果青苗法能够顺利施行，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可以向官府借贷，度过难关的可能性大大提升。官府在这个过程中将富商大户赚的黑心钱收归国家，还可以将粮仓中的存粮进行置换，不管怎么看，都是一种善举。
但楚歌毕竟是后世的人，他很清楚王文川的变法最终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。
也很清楚青苗法最终完全没有像王文川预想中的那样生效。
如果此时他再把这些新法的条目不加改变的推行下去，那么结果也只能是像当年的王文川一样，最终黯然退场。
“所以，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要想办法改变其中的一些条目，让新法的成功率进一步提升？
“应该从哪入手呢……
“从青苗法的借贷利率开始？”
楚歌首先想到的，是青苗法的借贷利率。
按照王文川当年的规定，青苗法的利率是20%，最高不得高于30%。
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年息20%，这显然是偏高的。
而且，在青苗法实施之后，确实导致了很多农户的破产，一时之间，民怨沸腾。
民怨沸腾这一点，给王文川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，这也影响了皇帝的判断，最终变成了他被罢相的直接诱因。
“看来，这个利息还是要降低。
“降到年息10%？5%？
“似乎……还是有问题啊。”
楚歌想来想去突然发现，这个问题，并不全是数值问题。
不管多低，都不安全！
事实上，历史上的王文川显然已经预见到了利息可能对农户造成的压迫，所以，他在变法的细则中，已经对此做出了预防。
比如，“不愿请者，不得抑配”，也就是说青苗法中的借贷属于完全自愿，农户不想要的，不能强制摊派；
又比如，明确规定了利息最高不能超过30%。
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够严格按照王文川所制定的标准来实行，那绝对不会有民怨沸腾的情况出现。
但楚歌很清楚，青苗法推行之后，王文川制定的这些限制，根本就是形同虚设。
底下负责新法的官员，很快就突破了这个上限，把年息20%，私自改成了两季各20%，也就是全年高达40%。甚至很多官员还把这个数值定得更高，达到民间借贷100%利息的也大有人在。
至于“不愿请者，不得抑配”基本上也没被执行。因为根本没办法考察到底哪些是民户自愿、哪些是被强制摊派的。
官员们强制摊派后，完全可以说是民户因为还不上借贷而撒谎，说自己被强制摊派了。
而且，为了确保新法的效果，王文川也必然要给这些官员们划定指标。
青苗法完成了多少业绩，要作为官员的考核内容之一。
从动机上来看，业绩考核当然是必要的，否则如何确定哪些官员在办事，哪些官员在阳奉阴违？
那些旧党搞非暴力不合作，不推行新法，只有用业绩考核才能揪出来。
可问题在于，一旦考核，官员们就必然会层层加码。既然以青苗法的收益为考核标准，官员们就肯定会强制摊派、暗中提高利息，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业绩突出。
不管定多少利息，这些官员总能想办法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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